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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229 邱立波 |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联系问题

            admin 2019-08-17 263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复仇是对国家暴力独占的鄙视,法则对此是予以制止的。被官方奉为“大经大法”的儒家经典中支撑和怜惜复仇的文字却又随处可见。

            | 邱立波

            本文触及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汉代的复仇,一是汉代的经、律联系。两者都是传统我国法则文明研讨中倍受注意图显题,直接或直接的评论更仆难数。这儿之所以旧话重提,意图在于将这两个问题归纳研讨,或可补先贤之未备。

            关于汉代的复仇,上个世纪日本学者牧野巽的研评论文值得特别指出,并应给予高度评价。正如牧野氏供给的资料所显现:汉帝国对待复仇的情绪十分敌对,并且在整个两汉时期,帝国一向都在这敌对的两头之间盘桓。一方面,国家法典关于复仇是制止的,从法则的情绪来看,出于复仇的意图杀伤人和出于其他意图杀伤人并没有实质的差异,两者都是对国家暴力独占的鄙视,天然也都是违法,理应遭到法则的制裁。可是另一方面,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后,被官方认可为“大经大法 ”的传世儒家经典之中,支撑和怜惜复仇的文字却又随处可见。汉代复仇的盛行天然有深入的前史根据和社会结构上的原因,可是经典文字的支撑,却也是使复仇成为习俗并迫使法则退让的不行或缺的依托。

            [汉]七女复仇图

            在两汉,真正从怜惜民间身份联系的情绪动身,给复仇习俗以支撑的,是《春秋公羊传》学的见地。

            《春秋公羊传》本文,讲到复仇的共有5处,即鲁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公薨”条、鲁庄公四年夏“纪侯大去其国”条、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条、九年“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条和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囊瓦出走郑”条。这些传文都给复仇以不同程度的奖励,是汉代人为自己复仇行为寻觅根据的首要来历。可是,经典本文是一回事,汉代人具体的了解又是一回事。

            无妨先看一则案例,《后汉书》卷83《逸民周党传》:

            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 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窘迫。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

            周党复仇的事发生在西汉末年,此事流播广远,并且到了东汉依然有人在传说。这儿引人注意的是他复仇的根据。据本传记载,说是因为“读《春秋》,闻复仇之义”的原因。对此,章怀太子节引《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夏齐襄公为九世祖哀公复仇的案例,作了如下的注释:“《春秋经》书 ‘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齐襄公九世祖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也,故襄公仇于纪。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根据《公羊传》的说法,齐襄公九世祖哀公,因为纪侯的毁谤,被周皇帝懿王烹煮而死,后来齐襄王为哀公报仇。《公羊传》对此持欣赏的情绪,在章怀太子看来,周党正是因为《公羊传》的这种欣赏情绪,才找旧日的仇敌也便是乡佐复仇。章怀太子的这个了解是过错的,过错的理由便是他没有注意到《公羊传》紧接着“虽百世可也” 还有这样一段下文:“家亦可乎?曰,不行。国何故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故为一体?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简略来说,据《公羊传》,所谓复九世仇如此,只能适合于诸侯国之间,次于诸侯国的大夫、卿姑且不行,身为庶人的周党天然愈加不行。何况,周党本传所说的仅仅因为己身受辱而找乡佐报复,不牵连他的祖先,和复九世仇也毫不相干。

            或许是因为认识到了章怀注的这个缺点,所今后来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注“乡佐服其义”的时分,采用惠栋的定见,征引了别的一个说法:“案《春秋》之义,‘复仇以死,败为荣 ’,故土佐服其义也。义见何氏《公羊》。”确如惠氏所说,所谓“复仇以死,败为荣”, 正出自东汉闻名《公羊》学家何休。何休是在注《公羊传》庄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条时说这番话的。

            但即使惠栋之说契合周党自己的实践,其实也与经义不合,理由见于应劭《习俗通义》卷4《过誉篇》,“《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爸爸妈妈,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仇者,谓为父兄耳,岂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远《春秋》之义,殆令先祖不复血食,不孝不智,而两有之,归其义勇,其义何居?”应劭对周党的作法大不认为然,认为他的行为非但与出于身份认同复仇的儒家理念风马牛不相干,并且他在报复乡佐的过程中身受重创,几乎令爸爸妈妈绝嗣,反而是不孝的表现。他引据《春秋》复仇之义为说,为自己的违法行为粉饰,彻底是望文生义,顺理成章。应劭的这个见地,可谓言必有中。

            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顺理成章处,周党复仇的故事仍被广泛传扬,后来,乃至还有人将之拿来作为为亲属复仇辩解的根据。《后汉书》卷52 《申屠蟠传》:

            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旌表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村夫称美之。

            章怀太子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同县大女缑玉为从父报仇,杀夫之从母兄李士,姑执玉以告吏也。

            《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

            (杜预)《女记》载蟠奏记于县曰:伏闻大女缑玉为父报仇狱已决,不堪感悼之情,敢陈所闻:昔太原周党感《春秋》义,辞师复仇,其时论者犹高其节。况玉女弱,耳无所闻,心无所激,内无同生之谋,外无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奋发怒之心,手刃剌仇,僵尸流血。其时闻之,人无勇怯,莫不强胆增气,轻身殉义,攘袂高谈称羡。今闻玉幽执槛,罪名已定,皆心低气沮,怅怅长叹。蟠虽愚味,认为玉之节义,历代未有,足以感无耻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时,尚望追旌闾墓,显其后裔,况事在清听?不加八议哀矜之贷,诚为朝廷痛之也。

            尽管周党复仇的工作与《公羊传》分析的复仇原理全不相干,但仍被申屠蟠拿来作为恳求减免缑玉罪责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居然得到了乡党言辞——用上引史料的话说便是 “村夫”、“其时论者”和“ 其时”——的“称美”,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可见,后世的人们走得更远了。

            由周党复仇的案例及其引发的成果,人们不难看出,《公羊传》的复仇原理一方面煽动了民间的复仇,另一方面,民间的复仇实践又扩张了《公羊传》复仇原理的内在。因而,正如上文业已指出的,要害不在于经典自身的内容怎么,而在于其时人的了解怎么。人们关怀的仅仅《公羊传》关于复仇的支撑情绪,至于细节上的文字,当它缺乏以支撑人们实践的时分,经典的诠释者是不惮于“误读”文字,作出符合自己意向的说明的。

            与上述对经典的误读比较,《公羊传》定公四年对伍子胥复仇的表扬明显更具危险性。

            《春秋经》:“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囊瓦出走郑。”对这段经文,《公羊传》说明说:

            吴何故称子?夷狄也而忧我国。其忧我国怎么办?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所以止。蔡昭侯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归之,于其归焉,用事乎河,曰:“全国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请为之前列。”楚人闻之怒,为是兴师,使囊瓦将而伐蔡,蔡请救于吴,伍子胥复曰:“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我国之心,则若时可矣。”所以No.1229 邱立波 |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联系问题兴师而救蔡。曰:事君犹事父也, 此其为能够复仇怎么办?曰:父不受诛(何休注:“不受诛,罪不妥诛也”),子复仇可也 ;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

            起先,楚平王因为相信了毁谤,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杀戮。子胥曲折逃奔吴国,投靠吴王阖庐,乘机报仇。吴王阖庐一开始就要为子胥出动军队,可是被子胥以“事君犹事父也”的理由推托了。依照其时人的观点,“诸侯不为匹夫兴师”,因而子胥认为,尽管吴王出动军队可报父仇,可是却陷吴王于不义了。所以他说,“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也便是说,不能只考虑父道而不管及君道。后来,蔡昭侯因为受楚国囊瓦的凌辱,怀恨在心,表明假如哪个国家能够征伐楚国,他能够“为之前列”。子胥认为假如此刻出动军队,乃是呼应诸侯的召唤征伐不义的行为,和单纯为一己报仇而出动军队实质不同,因而他乘机劝吴王出动军队讨楚,大北楚师,自己也报了父仇。

            但问题也就因而而生,已然说“事君犹事父也”,已然劝吴王为匹夫兴师是“亏君之义,复父之仇 ” 的不义之举,那么作为自己复仇目标的楚王旧日不也从前是自己的君上吗?不也应该以父道来对待吗?然则复仇于故国故君,是不是不义呢?

            《公羊传》的定论十分清晰,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子报父仇都是合理的。且不说子胥的父亲无辜被杀,即No.1229 邱立波 |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联系问题所谓“父不受诛”,子胥能够复仇,即使父亲真的犯了罪,儿子为父亲报仇也符合“ 推刃之道”。

            比较一般的复仇景象,这种境况下的复仇有极大的特殊性。一般复仇的目标是布衣,这儿面临的却是君主和法则。假如说在一般情况下复仇者和法则之间也有某种敌对,可是那种敌对是直接的,是因为先有了对某个第三方的报复,而官方出于保护国家暴力的独占权而给报仇者以某种惩罚发生的。但在子胥复仇所提示的情况之下,报仇者则与君主和法则之间有了直接的敌对抵触,因为报复所指,直接便是君主和以君主名义发布的法则自身。然则《公羊传》的这个情绪会发生什么样的成果,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在《公羊传》的宣扬之下,伍子胥的故事以及由这个故事表现出来的身份道德哪怕面临君权和律令也百折不挠的肯定性,终两汉之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史记》卷68《伍子胥传》太史公曰: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剂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顷刻忘郢哉?故隐忍就功名,非烈老公孰能致此哉?

            这儿太史公说到“向令伍子胥从俱死”,这说的是伍子胥兄伍尚的事。据《左传》:起先楚王刚刚把伍奢软禁的时分,有人提示说,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假如杀死伍奢而不一起将他的两个儿子剪除,一定会留下很大的后患。因而楚王就差遣使者诓骗伍尚和伍子胥兄弟,说假如他们投靠楚王,就能够赦宥伍奢。接到使者的陈述今后,兄弟两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个圈套,可是伍尚说:“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行以莫之奔也;亲属为戮,不行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行弃,名不行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将复仇的重担托付给弟弟,自己去见楚王,成果被杀戮。伍尚的这个行为,在太史公看来却是无异于蝼蚁的“小义”。报父仇,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烈老公”的行为。太史公曾从董仲舒问《公羊》学,这段谈论很清楚地是站在《公羊传》的情绪上而发的。

            这还只不过是其时人头脑中的认识,与此种认识相映的实践,则有愈加令人惊骇的一面。

            原本,秦末农民战争的迸发,在其时人的观念里,便是全国各路好汉报秦吏杀父兄之仇的行为。《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尽管,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故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行胜数。可是慈父孝子莫敢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全国大乱,秦法No.1229 邱立波 |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联系问题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旦至,而君据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又同传载二人随武臣略赵地时(《汉书》卷3老挝灰茶2《张耳陈余传》略同):

            (张耳、陈余)至诸县,说其好汉,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全国,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乱,大众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生灵涂炭。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全国父子不相安No.1229 邱立波 |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联系问题。陈王(胜)奋臂为全国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呼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因全国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好汉皆然其言。

            在这两节史猜中,蒯通以“杀人之父,孤人之子”作为严厉执行秦法的范阳令的罪行,以“慈父孝子且刃公之腹中”作为恫吓他的理由;张耳、陈余则以秦苛法“使全国父子不相安”感谢群豪,以“报父兄之怨”作为煽动他们的说辞。由此不难看出,在秦汉之际,血亲复仇的合理性是高于君权律令体系的。

            这种情况即使到了在汉代也并未跟着一致独裁政权的树立而当即消失,且看几个实例:《汉书》卷28下《地舆志》(《后汉书》卷20《王霸传》注引《汉书》略同):

            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后代,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侈。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刑杀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愤懑,至告讦剌史、二千石。

            同书卷76《张敞传》载敞宣帝时:

            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太原郡清。⋯⋯敞所诛杀太原吏家怨敞,随至杜陵,剌杀敞中子璜。

            《居汉书》卷76《循吏任延传》:

            建武初⋯⋯拜武威太守。⋯⋯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来宾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来宾受刑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集会轻浮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出动军队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三国志》卷60《贺齐传》:

            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天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

            在上述诸例中,代表皇权的郡县当地长吏依法行事,给不法之徒以惩办,成果却遭到了来自宗族势力的方式不同的反弹。我无意于把所有这些案例都附会说明为《公羊》学盛行的成果,但能够想见,假如《公羊》学关于伍子胥复仇问题的观点存在一天,相似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就不能彻底被撤销,则其存在就会有充沛的理论支撑。

            鉴于《公羊》学说或许引发的复仇的众多,鉴于《公羊》学说关于君权和法则潜藏着如此严峻的要挟和鄙视,从很早以来就有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之加以辩驳,着重君权的肯定性和法则的严厉性。有些着重是十分直接的,对《公羊》学说的批驳也是互不相让的。如东汉和帝时期,张敏就针对复仇过滥的局势,认识到了在《公羊》学说的煽动下复仇之义说明紊乱的问题。《后汉书》卷四十四《张敏传》载张敏上和帝书说:“《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而法则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行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这儿说到的《春秋》之义,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据张敏的说法,这一理论成了“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的托言,因而有必要加以操控,以确保法则的严正和一致。

            不过,已然被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并不建议朴实的法治,而是偏重所谓“德教”,则更多的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辩驳,就不能彻底从朴实法理的视点打开,更多地仍是要借着对经典的从头说明来完成。这很简略了解,因为已然儒术现已“独尊”了,那它便是人们评论全部问题的途径。韩非子年代能够不加粉饰地诃诋孔子,对不合法则条文的全部现象纵情挞伐,在汉代却不能这样做。人们仅有能够做的,便是改装圣人和经典,来包裹自己想表达的政见。

            敌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声响首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春秋左传》学者,一是《周礼》学者。这两种学识在汉代都被称为古文经学。

            《春秋左传》学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辩驳,首要集矢于伍子胥复仇工作。就《春秋左传》的本文来说,关于伍奢被害、子胥逃奔吴国然后帮忙吴国伐楚等一系列现实,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但只有关于子胥复仇这件工作自身,一向没有正面触及。就在伍子胥完成为父亲报仇夙愿的定公四年,《左传》仅有十分简略的记载:“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仅仅以客观的情绪叙说两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事,无一字提及复仇问题,更没有象《公羊传》那样对子胥有那么多直白的表扬字眼。在《左传》里呈现的伍子胥不是充溢复仇义愤的人子,而好像仅仅一个奉君命行事的诸侯国将领罢了。那么汉代的《左传》学者敌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根据在哪里呢?

            伍子胥、伯嚭鞭尸楚平王

            定公四年的《左传》讲伍子胥复仇的时分,要点着重了这样两件工作:

            榜首件事:吴国出动军队伐楚今后,战事发展十分顺畅,敏捷就攻占了楚国的国都。楚昭王仓皇出逃, 投靠郧公鬬辛:

            ⋯⋯王奔郧⋯⋯郧公鬬辛之弟鬬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惟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汝。”⋯⋯

            这儿鬬怀说到“平王杀吾父”,是指鲁昭公十四年楚平王杀死鬬辛和鬬怀的父亲鬬成然。这和伍子胥的情况千篇一律,都是父亲被君主杀戮,都面临着复仇大义和君臣名分的敌对。可是鬬辛对弟弟的答复,也俨然是对伍子胥的斥责,“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这便是说,君主的指令是肯定的,臣子不管怎么都只能忍耐,而绝不能以父子私情摇撼君臣名分。

            第二件事: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驶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紧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不决,君取其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停声,勺饮不进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磕头而坐。秦师乃出。

            这个故事说的是伍子胥的朋友申包胥捐躯赴秦国求救以复兴楚国的事。申包胥尽管是伍子胥的朋友,但在复仇问题上他却正好处在子胥的敌对面:子胥要的是复仇,君臣名分亦在所不管;而申包胥却要据守君臣名分,宁可献身友谊也决不不坚定。

            便是这两个故事供给了后来《左传》学者辩驳《公羊》学的罅隙。

            早在西汉成帝时期,在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中,就呈现了违背《公羊传》而怜惜申包胥的倾向,关于伍子胥的行为也仅仅在复仇之外加以了解。两书触及伍子胥的华章有《说苑至公篇》和《新序善谋篇》。《至公篇》讲到吴王阖庐预备为伍子胥复仇,子胥以“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的理由谢绝了,对此刘向评论说:“如子胥可谓不以公务趋私矣。”《善谋篇》讲的是伍子胥善于调查机遇,能够及时捉住楚、蔡两国的敌对,劝吴王出动军队,成果霸业,着重的要点是子胥的策略而不是报仇的决计,相反关于吴王预备为他出动军队复仇的时分,该篇再次引证了“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的话。总归这两篇文献的着要点都不在于复仇,而在于伍子胥作为吴国将领所具有的干才和气量。两书触及申包胥的华章有《说苑至公篇》和《新序节士篇》。两者除了与《左传》中略同的情节之外,还增加了楚复国后申包胥谢绝楚王封赏的言辞,愈加突出了他作为人臣“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的方面。

            刘向是《谷梁》学家,他对伍子胥逃避复仇的约束性了解明显来自《春秋谷梁传》,但申包胥的工作不见于《谷梁传》,他之着重作为子胥敌对面的申包胥,无疑是受了《左传》的提示。

            较早以古文学家身份出来批判子胥复仇是西汉末年的扬雄。《法言重黎篇》:

            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

            到东汉初年,跟着古文经学的进一步鼓起,《左传》敌对《公羊》学复仇的言辞乃至成为学者建议立《左传》于学官的重要理由。《后汉书》卷36《贾逵传》载,“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善于二传者,逵所以具条奏之”: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闻名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其他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稍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季纪、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深于君父,《公羊》多任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既久,莫肯清楚。⋯⋯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贾逵是东汉古文经学的重要奠基人物,他明显不同意《公羊传》表扬伍子胥的情绪,而建议发挥《左传》中的若干否定性言辞,以“强干弱枝,劝善戒恶”。

            在东汉初年由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内,也清晰呈现了不准向君主报仇的文字。该书《诛伐篇》:

            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行夺也。⋯⋯爸爸妈妈以义见杀,子不复仇者,为来往不止也。《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不复仇,可也。

            和其他论说复仇的传统儒家经典比较,《白虎通》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转变了复仇的理念根底,在于它设定了君主的某种肯定性。根据儒家传统的定见,父子是一种比君臣更具优越性的联系。臣下关于君主的忠,从根本上是来历于对父的孝,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向便是儒家传统的定见。何休在注“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时分,也是先引证《孝经士章》之文,说“ 《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无罪为君所杀,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于义得去。君臣已绝,故可也。”可是在《白虎通》看来,子辈为爸爸妈妈复仇,其根据不是天然的情感,而是根据父与君的相似性,也便是所No.1229 邱立波 |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联系问题谓的“ 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换言之,是为君主复仇的肯定性确保了为爸爸妈妈报仇的合理性。已然君权成为理由,那它也会成为边界,所以《白虎通》乃径改《公羊传》文,提出了“爸爸妈妈以义见杀,子不复仇”和 “父不受诛,子不复仇,可也”的理论,将《公羊传》认为能够复仇的两种景象通通予以否定。

            这成为后来东汉《左传》学家们敌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定见,影响连绵整个东汉。徐《中论夭寿篇》引北海孙翱:

            ⋯⋯身体发肤,受之爸爸妈妈,不敢毁伤,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残疾厥体,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则曾参不为也。子胥违君而适雠,悖人臣之礼,长畔弑之原⋯⋯

            至于徐幹自己,也认为胥有“??君之过”。

            不过,《公羊》学并没有跟着古文学的鼓起当即抛弃自己的见地,它和《左传 》学之间在这一点上的争辩贯穿整个东汉。《礼记曲礼》疏引许慎《五经异义》:

            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善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行复仇。

            许慎是倾向于《左传》说的。不过传世文献中也保留了郑玄批驳他的见地:“子思云:‘今之正人,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诛,坠渊缺乏喻伐楚。使吴首兵,合于子思之言也。”陈立认为郑玄的见地符合《公羊》。许、郑二人都是东汉末年闻名的学者,由此可见,这个争辩到东汉晚期还在继续。

            《周礼》是一部讲职官的书,对复仇的处理问题也从前结合官吏的职权而加以触及。或许因为这一点,决议了它对复仇见地的情绪要比《公羊传》消沉得多,那便是着重由一个公共威望机构对民间私人世的复仇加以操控,并企图经过若干准则规划,尽量削减复仇的负面影响。《地官》“调人”条: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敌视父,师长之敌视兄弟,主友之敌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邦交雠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行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又《秋官》“朝士”条:

            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上面榜首段资料,疑点许多,历代注疏家们的说明不合颇大,难以定论。根据孙诒让的定见,这儿谈到的关于复仇的调理,都有必要放在“凡过而杀伤人者”这一个总的条件下来了解。这一点是能够承受的。不过这样一来,《周礼》自身关于复仇的调停规模就有了适当的约束。可是,汉代的《周礼》学却好像溢出了这个约束,然后结合关于《公羊》学的批判,结合年代课题,展现了若干新的方面。《周礼调人》疏引许慎《五经异义》:

            《公羊》说:复百世之仇。古《周礼》说:复仇可尽五世之内,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所复者惟谓杀者之身,乃在被杀者后代,可尽五世得复之。谨案: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会,《春秋》不讥。又定公是鲁桓九世孙,孔子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是不复百世之仇也。

            这儿的所谓“复百世之仇”,如上文所示,出自《公羊传》庄公四年。因为史料的约束,这个说法在汉代是否从前有人引证来为自己的复仇行为辩解,现在现已不能详考。据《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汉武帝时期,为了煽动臣下支撑自己征伐匈奴的决议,武帝曾下诏说到汉朝廷在高祖和高后时期所遭到的来自匈奴的冲击和凌辱,其间却是引证过同样是出自庄公四年《公羊传》的 “复九世仇”之说。但这儿触及的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仇恨,和国内的法制问题无关。不过据《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在给光武帝的上书里边,桓谭曾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今人相杀伤,虽已受刑,而私结怨仇,后代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由此判别,好像在汉代民间的确存在着仇恨继续几代而不解的现象。或许这种现象和《公羊》学之间确有某种相关?或许正是针对着这种相关,汉代的《周礼》学者才有如上约束复仇亲等规模的定见?

            荀悦《申鉴》卷2:

            或问:“复仇,古义也,曰:纵复仇可乎?”曰:“不行。”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制之以义,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曰:“何谓也?”曰:“依古复仇之科,使父仇避诸异州,千里;兄弟之仇,避诸异郡,五百里 ;堂兄弟之仇难避诸异县,百里。弗避而执者,无罪;避而报之,杀。犯王禁者,罪也;复仇者,义也。以义报罪,从王制,顺也;犯制,逆也。以逆顺生杀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为弗避。”

            《周礼》注引郑众说:

            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恨,后复相报,移徙之。

            以上两条资料,尽管没有清晰告知学说的根由,但其实发挥的都是《周礼》避仇的学说。避仇的做法来源很早,汉代史籍中的案例也不少。

            《汉书》卷一上《高祖本纪》: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

            《汉书》卷31《项籍传》:

            (项)梁尝杀人,与(项)籍避仇吴中。

            《汉书》卷87上《扬雄传》:

            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后汉书》22《马武传》:

            字子张,南阳湖阳人也。少时避仇,旅居江夏。

            《三国志》卷52《顾雍传》:

            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

            别的,根据《论衡自纪篇》的说法,王充的本籍原非会稽郡,他之家于会稽,也是祖上避仇避祸的成果。

            以上这些避仇的做法,很难确认是不是全都出于官方的组织,也不能确认是不是都见诸法则条文,好像也不能确指与《周礼》学说的根由。可是较晚年代的避仇,若联系上引郑众的《周礼》注文“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恨”如此,再考虑到荀悦的准则规划,作出这三点估测,恐怕仍是离现实不远的。

            汉代经学在复仇问题上的争辩,大体情况便是这样。整体来说,《公羊》学关于复仇的情绪比较多地站在民间身份联系的情绪上,着重复仇的合理性,哪怕有时与君权和律令直接抵触也不退让。而首要以《左传》和《周礼》为根据的古文经学家们,尽管迫于民间强壮的族姓力气和盛行已久的习俗,不敢悍然建议撤销复仇,但他们一则为复仇设立了最高的极限,即不得以君权和律令为复仇目标,再则建议官方关于复仇加以活跃干涉,所以更多地是站在国家法则次序的情绪来立论的。就现有的史料还缺乏以判定这两派在汉代的输赢,不过从一般的趋势来看,荀悦出于古文经学的视点提出的所谓“义法并立”之说,是谐和民间身份道德与国家律令条文的不偏不倚,将为一般人所承受。无妨看以下案例:

            《后汉书》卷84《列女庞母传》:

            酒泉庞母者,赵氏三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认为莫己报也。娥因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对头,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福禄长尹嘉善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

            《华阳国志》卷 10 下《汉中士女》:

            陈纲,字仲卿,成固人也。少与同郡张宗受学南阳,以母丧归,宗为安众刘元所杀。纲免丧,往复之,值元醉卧,还,须醒乃杀之,自拘有司,会赦宥。

            以上二位复仇者,都是先报私仇,后就公法。前者便是荀悦之所谓“义”,然后者便是荀悦之所谓“法”。报仇固然是因为私情所不能已,投案也是出乎当事人的自觉。这是今、古文争辩后所有必要到达的定论。这些案例当然不用置疑其真实性,但也有必要看到其间隐含的某种抱负:如不复仇,必然不容于经典所规则的“礼”;如不就“公法”,必然又将损坏国家威望。如此骑虎难下的敌对两头,经过复仇者的死达成了苦涩的一致。

            本文发表于《史林》2005年第3期,完整版曾收入韩廷龙主编《法则史论集》第6卷,法则出版社2006年版。现收入邱立波:《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前史与经历》,中心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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